笔者认为，在公司法制定时，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还不是很发达，加上技术成果是一种无形资产，其无形性在作价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如果不加以限制让其任意出资的话，必然会产生很大的风险，影响到各出资方的利益。另一方面，技术成果作为一种无形资产，若要使其真正发挥作用，则必须与货币、实物相结合，如果对技术出资比例不加以限制的话，则有可能出现100%的技术出资，而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所以，对技术成果入股的比例加以限制具有现实意义。

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产品技术的含量不断增加，发展高新技术、实现高新技术转化、促进技术创新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作为高新技术转化的重要手段——技术入股，我国有必要对其网开一面，放宽对其所作的比例限制。一方面，立法上已提供了评估或协商的作价方式，若担心对方的出资过高，有所风险，当事人完全可以基于其理性的选择，要求通过评估作价以确定价额。

另一方面，从原则上说，只要技术出资人不持技术优势提出苛刻条件，只要符合国家关于外资技术的合理限制，则应当由当事人自主决定，以有效促进经济，国家无须也不应确定统一的标准来限制自由主体的意志。毕竟，当事人才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若任由国家干预，则无疑在相当程度限制了主体的能动性，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更重要的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本已落后，再加以比例的限制，无疑对技术引进构成限制，也不利于技术出资方出资之积极性，而出资限额若规定得过低，则更对高新技术出资构成妨碍。设若技术成果出资人之相对方提高出资比例，则将对当事人自由形成公司之规模构成间接立法干预，当事人若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则要么放弃设立高新技术企业，要么通过使一方降低作价额或另一方提高出资金额，前者则可能造成资产的浪费，后者损害了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对技术出资比例的限制不宜太低。

《公司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国家科委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7年发布的《若干问题规定》规定：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出资的金额最高可达注册资本的35%。199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批转的《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规定，以高新技术成果向有限公司或非公司制企业出资入股的，高新技术成果的作价金额可达到公司或企业注册资本的35%，另有约定的除外。

可见，我国法律对于技术成果的规定是一般技术成果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20%，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出资的金额一般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35%。目前在实践操作过程中，许多地方都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如厦门市、四川省等。

但是也有不少地方法规对该比例有突破性的规定，如《常州市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的暂行规定》（试行）第五条规定：出资者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经市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作价金额在企业注册资本中的比例，可以超过20%，但不得超过35%；经省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可达60%，但需经全体股东认可。另外，有些学者甚至提出打破此比例限制，认为只要技术成果入股合理，无论占多少比例均可。如《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出台后，北京市工商局适时推出了新的企业登记注册管理办法，规定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设立公司和股份合作企业的，对其高新技术成果出资所占注册资本（金）和股权比例不作限制，由出资人在企业章程中约定，技术作价在50万元以下的，可以不经过评估，只须提交一份有全体股东签名的确认书即可。

同时，笔者认为对技术出资比例的限制与国外立法规定也不相符。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都对现金应占公司资本的比例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而未对无形资本应占的比例作出规定。

如法国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现金出资应在公司总资本的25%以上；德国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必须至少有25%的现金；意大利规定现金出资为公司资本的30%；瑞士、卢森堡规定为20%。因为，对于高新技术公司而言，其科技竞争力是公司信用的标志，技术成果是公司发展的关键内容，而对技术成果的出资比例进行限制恰恰妨碍了高新技术公司的发展，但如对现金出资比例作出要求则不仅有利公司转化技术，而且从反面限定了技术出资比例，同时作为现金也是债权人的最有力的保障，同样能达到防范借成立公司之名欺诈债权人情况的发生。

笔者认为公司技术成果出资比例是否应受限制必须在私法主体的自治和国家关于经济秩序的管理上找到平衡，国家为防范公司成立行为中的欺诈现象，可以通过手段的选择和法律责任的构建实现，而不必也不应盲目限定技术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