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1999年9月，原告姚立雄与被告陆正虎之女恋爱，约定原告入赘被告家。2000年1月18日，被告陪同女儿及原告一起去商场购买了一辆价值15000元的铃木王摩托车。2002年3月，双方在村委会调解下解除婚约，后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返还该辆铃木王摩托车。

　　「争议焦点及证据」

　　本案争议焦点：摩托车究竟是谁出资买的。原、被告均认为摩托车系自己出资购买。第一次庭审时，原告提供了一张抬头为“姚立雄”的摩托车销售发票，证明原告为摩托车的所有人。被告提供了“解约协议”一份，证明女方在贴补男方损失6900元后，双方解除婚约，不再存在经济纠葛；

　　男女双方所在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两份，证明村委会在组织双方协商解除婚约时，口头约定对涉案摩托车和其他物品“现在谁家的就算是谁家的”；女方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摩托车为被告所买；刘某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原告之父托其书写本案诉状时，承认摩托车为被告所买。双方对发票均无异议，但原告方对被告方证据提出了异议，认为解除婚约与本案是两个法律关系，并提出不认识刘某，对他的证言不予认可。

　　为验证被告方证据的可信度，第一次庭审刚结束，主审法官当即赶往原、被告所在村委会及证人刘某处调查，两位村主任再次证实，在双方协商解除婚约时曾口头约定“摩托车等物在各人处的归各人”，当时原告无异议。原告村委会主任还认为原告家经济非常困难，连住房都是村里接济的平房，根本不可能有资金购买高档摩托车。而证人刘某则详细叙述了原告之父前后几次委托他写诉状的情形，证明原告之父曾承认摩托车是被告出钱买的，因发票写了原告名字，认为有机可乘而提起诉讼。

　　第二次庭审时，原、被告本人对法院调查的上述证据均无实质性异议，但原告代理人坚持第一次庭审中观点。第三次庭审时，被告方证人胡某当庭作证，证明看到被告付款买摩托车的部分情况。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姚立雄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原告负担。

　　「评析」

　　本案的判决依赖于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评判。原告拥有销售发票这一直接证据，而被告只有旁证，对案件事实的确认，完全取决于法官对被告方证据的认定，即这些证据能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是否有足够的证明力让法官相信被告的主张成立。

　　分析本案证据，被告方的证据中，被告所在村委会证明摩托车是被告所买的证明，既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具体的证明人，证明效力低，不足以采信。营业员陈某、李某及证人胡某的证言均证明当时是“老丈人给女婿买车”，胡某还证实了被告付款的部分情况；

　　特别是证人刘某的证言，两次证明原告之父曾承认摩托车是被告所买，及原告方想钻空子的想法，且第二次证明是法官在第一次庭审后，赶在被告与证人通气前做的调查笔录，可信度较高，可以推定被告为联姻而为原告购买摩托车，并开具以原告名字为抬头的发票符合当时的情理。而原告所在村委会主任对原告家庭经济情况的介绍，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原告不是真正的出资人。

　　同时，法官认为，原告与被告之女解除婚约，是经过双方村委会召集双方及其家属一起调解处理的，当时对婚约和经济问题均作了一次性处理，而此时本案争议的摩托车已在被告处，按常理原告不可能遗忘处理这一重大财产问题，对此，被告方提供的“解约协议”书和双方村委会出具的两份证明，以及法院调查双方村主任的笔录均相吻合。此外，争议摩托车尚未上牌照，故不存在行驶证，原告无法据此证明产权。因此，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

　　法官对于证据价值的评判，既取决于证据本身的逻辑推演能力，又依赖于法官主观的心理活动。本案中被告方的一组证据共同组成了一个体系，且证据之间、证据与事实之间已尽可能协调一致，矛盾得到了合理排除，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使得法官能够在职业道德范畴内，本着诚信原则，运用现有的社会经验、专业知识和能力，从内心对被告出资购买摩托车的事实达到确信的程度。